政策解读
民营医院何时走进“春天里”
限制公立医院扩张，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从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到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从省到市，对社会办医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有人说，民营医院将迎来春天。
然而，理想之丰美难以弥合现实之粗粝。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策与执行的相对落差，公立医院的强势竞争，人才技术缺乏支撑与患者不信任的互为因果，裹挟着民营医院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失落症”。
徘徊在“春天”边缘的民营医院，何时才能真正走进“春天里”?
9月22日，周一，是各大医院最忙碌的一天。鼓楼医院、江苏省中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大医院的门诊大厅内人头攒动，专家诊室前排起了长队。但在三汊河附近一民营医疗机构，记者转了半天，只见到一个工作人员，“原来的投资老板已经把医院转让了，等待新的投资公司来确认未来经营方向。”工作人员说，目前这里每天只有一个医生坐诊值班。
中山北路上的另一家民营门诊部，同样门庭冷落，“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已经连续两年亏损。”门诊部院长表示。来自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我市共有社会办医疗机构780家，约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的32%，但床位数和卫生人员占比仅分别为13.6%和14.8%，其服务患者的人次量不足7%。“应该说，目前民营医疗机构中，1/3运行较好，1/3维持，1/3亏损。”南京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秘书长龚心永表示，这一现状既与民营医疗机构自身的先天不足有关，更与政策扶持不够、人才技术力量缺乏等多重因素有关。
象房村路与中和桥交界的巷子里，有一幢老旧的办公楼，紫金医院就在其中的三四两层。记者走进去的第一印象便是—这里的住院环境有点差。“这已经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找来的房子。”院长王培东说。“此前一直在苜蓿园大街，今年初合同到期，对方不再续租。但我们的病人都是植物人或瘫痪，无法马上搬走，为此双方闹出了很多不愉快。”让王培东更揪心的是，他们曾在苜蓿园病区投资数百万元建成了四个高压氧舱，因年代久远无法拆移，一旦搬迁就将全部报废，“再投入数百万元对我们这样的非营利民营机构来说，真是力不从心。”
万般无奈之下，今年2月，王培东向秦淮区政府递交了报告，希望通过更高层领导的协调，延续苜蓿园病区的租房合同。“我们要是能有土地，盖上属于自己的大楼，就不用这样飘摇了。”王培东有点无奈地表示。
和紫金医院一样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丁义山肛肠专科医院，租赁的是鼓楼中医院的办公场所，“每天一睁开眼，就要想着每天数千元的房租从哪来，更别说考虑怎么养活员工、治好病人了。”院长丁义山感慨道。
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李俭告诉记者，目前南京大大小小民营医疗机构逼近800家，真正有自己办公用房的不足5家。“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过程中，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租赁的办公用房就被征拆了。”龚心永表示，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办公用房是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一大难题，“我们10年前就开始呼吁规划建设民营医疗机构一条街，好让他们抱团取暖，但因种种原因，至今一直没有下文。”
人才引不来，流失还很严重“相较于土地，人才缺乏是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最大软肋。”在李俭看来，投资民营医院没有钱万万不能，但专家团队的建设，并不是仅靠钱就能催生的。
“95%以上的民营医疗机构不仅缺乏高端人才，随着这几年多家公立医院的扩张，中低端人才的流失也很严重。”龚心永介绍，目前民营医疗机构多以聘请公立医院退休的高职称人员作为专家队伍，招聘刚毕业的学生作为基础人员，形成了人才队伍“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
位于浦口泰冯路的张文新骨伤医院，是一家有10多年历史的二级专科医院，目前床位已经超过100张。“每年我们都会面向社会招聘5名左右的人才，但这两年来不仅招不满，还有大量医护人员外流，多是去了经过扩建需要人手的大医院。”常务院长张毅坦言，由于人才紧缺，医院的医疗技术、学科建设等均难以提升。
博大肾科医院副院长王铀生也坦言，人才是制约该院进一步壮大的“核心”因素。王铀生告诉记者，到该院求诊的都是奔着专家来的，但他们目前的专家门诊就靠两人支撑着，一位已年过八旬，两天的门诊每天要应付40号左右的病人，而另一位年届花甲，一周4天上门诊，一天的门诊量超过了60人。“我们也曾试图从三级公立医院聘请高级人才，但因体制、福利等问题，一直未能实现。”
李俭告诉记者，很多投资人申请时是按照“民营医院”报，因人才缺乏，最后只能变成了“门诊部”，“以开设一个美容医院为例，设置审批时其至少需要美容外科、皮肤科、中医科、口腔科4个专业科室，4个科室要有相应人员，算下来至少需要6名主诊大夫，缺一个就得毙掉一个诊疗科目，诊疗科目越来越少，医院只好降成门诊部。”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也慢慢积淀了一些口碑不错、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医疗机构，如明基、同仁等大型综合医院，也有丁义山肛肠专科医院、紫金医院、新光医院等一批专科医院。”李俭说，特别是这两年，从国家到地方，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不断出台，然而“民营”二字给社会资本办医带来的“负形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投诉率仍然很高，“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到处打广告。”李俭认为，在公众信任度不够的情况下，民营医疗机构遇到的发展阻力远大于获得的支持动力。
“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有些做法还是令人大跌眼镜。”龚心永告诉记者，就在前几天，他刚刚为一家民营医院协调处理了一起纠纷。这家医院在媒体宣传广告上声称，包皮环切手术只要800元。患者来了，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又告知了好几个要做的新项目，出院时的清单显示，住院总费用超过了1.2万元，经多方介入调解后，医院最终退还了6000元。
江宁一民营医疗机构的投诉更让人“啼笑皆非”。这家医院在进行妇女体检时，最终报告显示，80%的妇女都有妇科病。“调查后发现，他们更改了检查结果，为的是在后续治疗中赚更多钱。”龚心永说，针对民营医院不诚信、宰患者等违规行为的投诉，每年有数百起。而相关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医疗广告违法违规率达96.31%，民营医院是主角。
政策落不了地，“民营”与“公立”地位悬殊
“虽然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已经确立了民营医院的合法乃至与公立医院平等的地位，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却有两套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医院的发展。”龚心永告诉记者，在医保定点政策上，除了少数民营医院比较幸运，大多数民营医院都无法与医保挂钩，“举例说，目前各区牙病防治所都可以使用医保，但12家民营口腔门诊部则无一可以享受。”龚心永曾为此多次找到医保中心，但其回复往往是“民营口腔医院问题较多”，“这其实是一种歧视，你还没有让我们进，又怎么知道我们的问题多呢?”
而王铀生提出，多点执业，是缓解民营医院用人荒的一个重要激励机制，但其并不“接地气”，至今南京尚无一个成功案例。非营利性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在没有政府财政投入的情况下，与公立医院一样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及公益性任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按其完成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给予经费补偿。而公立医院享有“六项财政补偿”，即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补助。“上述种种都给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设置了无形门槛。”一民营医院负责人表示。